宁人法评
 
专题系列(四):健康医疗数据的权利归属问题
·时间:2019/11/25      ·点击: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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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数据是数据的一个特殊种类,是基于健康医疗服务而产生的行业数据,本质上是数据,只是增加了健康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本报告以论证数据的权利属性为出发点,推论医疗数据的特殊性及其权利归属。具体论述如下:

 

一、数据的权利属性

 

数据是计算机利用其特定语言方式对人类生产、生活的记录。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不再单纯是计算机的比特载体,更是可以产生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巨大财富。对于计算机记录的个人的生产、生活记录信息或者说以数据表现出来的信息到底是由谁享有、由谁支配,这就涉及到数据的权利属性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李爱君教授认为:“数据具有财产权属性、人格权属性以及国家主权属性。与物之支配的排他性相比,数据之支配在客观上不具有排他性,这是由数据的非物质化形态决定的。因此,在占有方面,对数据的掌握没有客观上的物理垄断性,同样的数据可以同时被多个权利主体掌握;同时,数据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其被支配的过程中没有损害,某权利主体通过对数据的运用或交易获得利益时,无法构成对其他主体通过相同方式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的排除。”数据实际上是个人信息的载体,只不过通过数据记载的信息更加便于流通和使用,就像李爱君教授所言,“数据可以同时被多个权利主体掌握,不会产生对其他主体利益的排除。”

 

现如今,数字平台经济时代,每个行业在信息化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海量的数据,不同行业的数据其权利属性不同。例如:线下餐厅行业的数据是不具备人格权属性的,因为线下点餐不具有身份的识别性,只是统计餐厅今日用餐情况,具体会反映出哪类菜品极为受欢迎。但是,线上B2C订餐就会具有人格权的特征,例如A订购了某家餐厅的某类菜品,或者A经常订购某家餐厅的某一类菜品,或经常订购某一类菜品。那么,该餐饮数据就具有身份识别性,该信息具有具体的人格属性,可为平台精准营销提供便利。其还具有财产权属性。而该财产权属性反应的财产利益来源有二:一为个人数据本就负载的财产利益;二是人格利益通过技术手段产生的财产利益[1]。

 

数据可以分为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数据,但是,个人信息则不同。个人信息是具有人格权识别性质。国内学术界对个人信息权利属性存在较大争议,《民法总则》也未对个人信息权利进行详细分类。对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是人格权说:个人信息权是专属于自然人的权利,这种权利维护的是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个人自由;一种是人格权兼财产权说[[2]]。当然,也有人认为个人信息具有商业价值,应当受财产权的保护[[3]]。

 

马克思说“法的利益只有当它是利益的法时才能说话”,权利主体对自身的个人信息具有控制权,现行立法中收集个人信息需征得个人信息权利主体的“同意”就是权利主体个人信息控制权的表现。虽然权利主体对自己的个人信息具有一定的控制权,但个人信息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意味着权利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并非绝对控制和排他性,现行法律规定权利人对个人信息的“同意”实际上是对个人信息私权的一种削弱,是社会控制的体现。[[4]]德国法院认为个人对个人信息享有自我决定权,但是仍然要受比例原则的限制。[[5]]严格意义上来说,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控制权应当是绝对的,并且具有排他性,因为消费者个人信息具有人格权属性,权利主体对具有人格权属性的个人信息应当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有权自主决定且不受限制。原则上,这是对消费者个人生活安宁与人格尊严的最好的保护。立法中的利益衡量源于现代社会多元利益的分化及冲突,还源于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和无限性与利益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6]]在互联网+时代,患者个人医疗信息对于医疗研究、医药改进和健康管理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应用价值。


国家为了能够促进医疗资源下沉,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医疗资源,鼓励通过发展互联网+健康医疗促进各地区之间的医疗技术与资源的交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健康中国2030》等一系列法律政策文件确立了健康医疗数据的“保护+利用”原则,明确不仅要注重患者的知情与隐私权保护,还要重视医疗数据的流通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对患者知情和隐私权的削弱,旨在利用健康医疗数据更好地为中国的医疗健康事业服务,提升医疗健康服务能力。

 

二、健康医疗数据的权利归属研究

 

健康医疗行业的数据主要是记录患者诊疗信息及健康管理相关信息。本质上医疗信息也属于个人信息,而个人信息产生于自然人,具有人身依附性,是自然人活动所产生的具有价值的反映。对于健康医疗数据权利属性的争议,主要在于患者的医疗信息是由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根据自身的医疗经验而做出的诊断结论。该医疗诊断结论作出依据主要是医务人员根据专业知识及患者病情信息得出的结果。举例分析,医疗专业知识就像法律的具体规定一样,是医疗判断的大前提。而患者的病情是医疗诊断的小前提,只有大前提和小前提都符合的时候才能得出患者的病情信息。大前提是一个模板,亘古不变。小前提是患者的病情,患有同一种病的每位患者都可能出现不同的具体情况。根据患者的病情做出的医疗诊断,具有患者的人身属性。《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第12条规定了采集时需要事前告知,并以书面的形式征得提供者同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健康医疗数据的主体属性。本报告认为,患者的病情是数据内容的来源,医务人员只是通过专业判断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精准定位,而作出判断的依据仍是患者的病情信息。因此,健康医疗数据的权利主体是患者或个人,不管是医疗机构或组织、个人都应当尊重患者的个人隐私,这也是医疗伦理的内在之意。


不管是监管机构、互联网医院、医疗数据企业或药品生产者、医疗器械生产者均掌握一定数量的健康医疗数据。在数字经济的大环境下,国家确立了健康医疗数据的“保护+利用”原则,但由谁来利用,利用的过程中需要承担什么权利义务,违背相关授权该如何承担责任,责任是由控制者承担还是使用者承担,承担责任的界限如何确定等问题还未明确。针对主体而言,赋予健康医疗数据控制者何种权利、何种义务、何种责任是当务之急,否则现状下的健康医疗数据野蛮式发展难以遏制。因此,健康医疗数据在应用过程中要区分患者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控制者义务与责任,按照健康医疗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使用构建患者、医疗机构、药企、医疗数据公司、医疗器械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确定医疗数据流通各阶段的规则,首先需要给予数据主体授权的权利,即“数据主体有权同意收集者利用处理其数据,同时对应还要有‘退出’的权利,还需要给予数据主体反对其已授权处理的数据被第三方进一步利用的权利。”[[7]]其次,健康医疗数据的收集很难解决如何获得患者书面同意这一障碍。因为收集方式多种多样,有从医院直接获取,有从医疗器械设备中获取,还有通过与医院共建存储获得的情形。以上这些收集情形都很难直接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


[1]温昱,《个人数据权利体系论纲——<芝麻服务协议>的权利空白》,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2]]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3]]刘德良,《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80-91,共12页,

[[4]]高富平,《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

[[5]]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6]]张斌,《利益衡量论—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视角的现代化立法研究》,吉林大学学位论文。

[[7]]PanlM.Schwartz,Property,Privacy,andPersonalData,117Harv.L.Rev.205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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